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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穩糧國安之重——我國民族種業改革創新發展記(農民日報)

 



 

  編者按糧食是社稷之本,種業是糧食之基。我國種業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空白起步,經過幾十年的不懈努力,在同心共筑中不斷發展壯大。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種業在外有國際競爭壓力、內有轉方式調結構的挑戰中,不斷改革創新,向縱深區攻堅挺進,逐步沖破體制機制的桎梏,煥發出新的活力和光芒。深入剖析種業改革發展歷程,不僅深刻反映了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也濃縮體現了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艱辛與努力,具有獨特的典型意義和鮮明的時代價值。

  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一個世界。在漫漫時光長河中,從第一粒種子被播下,人類開始由采集走向農耕,自此以后,農桑稼穡成為最重要的生產活動。

  世事變遷,歲月更迭,種子之重愈發顯現。不論是縱觀我國種業幾十年來的艱辛發展歷程,還是橫看西方發達國家種業的輝煌歷史,種業已成為農業先進科技的載體、價值鏈的起點,成為一個國家農業科技發展水平的先進代表。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種業發展,連續出臺重大政策措施推進種業改革。中央領導同志也多次在不同場合對種業的改革發展指明了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下決心把民族種業搞上去,抓緊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優良品種,從源頭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民族種業,帶著重托與期待,在各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浪潮中戮力前行,取得了一項又一項的驕人成績。幾年來,我國育種能力顯著提升,自主選育品種支撐起了國家糧食安全;幾年來,種業成為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朝陽”產業,資金、人才等要素紛紛涌入;幾年來,好品種不斷涌現,同一片土地上農民打的糧食更多了,中國人的飯碗端得更牢了。幾個月來,記者深入企業車間,走進科研院所,踏進田間農舍,聽專家官員談種業改革之思,看育種研發人員的品種攻關之獲,品農民用好種多打糧的豐收之樂,一條清晰可見的“種業強國夢”之路在記者筆端鋪展開來。

  化解深層矛盾,釋放更大紅利,種業改革向縱深推進。

  穩糧國安的大任,轉變方式的要求,國際競爭的壓力……民族種業到了轉型升級、不進則退的緊要關頭,急需一場全新的變革。

  “我們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大規模的農業、最豐富的種質資源,也應該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農業科技、最具競爭力的現代育種產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要求十分明確。

  事實上,新中國成立以后,種業走過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歷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種業發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史,經歷了農民自留種、計劃統一供種、產業化發展、現代化推進的歷史階段,逐步實現從種子到種業的歷史性跨越。尤其是2000年《種子法》的實施,為我國種業發展帶來了根本性變革,標志著種業真正開始走向市場化、產業化。

  但是,在民族種業長足發展的同時,來自國際上的競爭壓力也日漸加大。從本世紀初開始,美國玉米品種“先玉335”一朝發力,席卷而來。國外種業為何如此強大?民族種業創新能力該如何提高?“一個品種的選育需要近10年,現在用的是10年前科技支撐的結果,如果現在不做大做強民族種業,10年以后怎么辦?”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溫福曾經充滿憂慮。

  當時,種業所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品種創新能力不強。跨國種業的育種科技已經全面進入“分子時代”,我國大多還處在“拿眼瞪,用腳踹,一把尺子一桿秤”的傳統育種階段;國外育種模式已經是“工廠化”運行,批量育出新品種,我國還是“課題組”、“小作坊”生產,新品種研發更像是“買彩票”。

  但與之相悖的是,我國卻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育種隊伍,成果水平和數量已經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但這些成果不少卻在發過論文、評完職稱后束之高閣,被稱作“鐵皮柜里的成果”。

  在此同時,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壓力日益增大,轉方式調結構的要求愈加迫切,都對農業特別是種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強調,在我國不斷增強的資源環境約束條件下,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要切實突出種業基礎性戰略性核心產業地位,建設種業強國。

  民族種業到了一個危中求機、不進則退的關鍵當口,急需一場新的變革來化解更深的矛盾糾葛,釋放更大的改革紅利。深化種業體制機制改革、提高種業創新能力迫在眉睫。

  2011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這個在業內被稱為“8號文件”的意見成為近年來種業發展最重要的綱領性、指導性文件。隨后,2012年、2013年國務院辦公廳相繼印發《全國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規劃(2012-2020)》、《關于深化種業體制改革提高創新能力的意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密集出臺、力透紙背,深化種業改革的大幕開啟。

  這些改革文件對未來一個時期民族種業的發展方向和實現途徑給出了清晰的指引,首次提出建設“種業強國”的戰略構想,并旗幟鮮明地要求“以企業為主體”,在商業化育種中起到主導作用,科研單位將逐漸向基礎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轉型,發揮兩者優勢,實現雙輪驅動。

  “深化種業體制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破除阻礙種業發展的‘藩籬’,著力解決種業創新與農業生產‘兩張皮’的問題,加快培育生產急需的突破性新品種。”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指出。

  改革成為一種共識,一套跨部門、跨領域的政策支持體系和組織體系構建起來。各級財政加大投入力度,支持資源發掘、品種培育、技術研發、種子生產和管理部門條件能力建設;金融稅收部門出臺貸款和稅收優惠政策,支持企業發展。同時,國家層面建立了現代種業發展部際協調組,將種業改革任務梳理成51項具體措施,分解到19個相關部委、單位具體落實,每月分析、兩月調度,確保了各項政策措施件件有著落、樣樣有進展。

  民族種業,承穩糧國安之重,挾改革攻堅之勢,向新的歷史征途縱深邁進。

  科研單位要做加減法,解決創新與生產“兩張皮”

  通過權益比例改革、科研成果交易平臺等激發創新熱情,增強其基礎性公益性服務能力和水平;通過“事企脫鉤”等減弱其對市場公平的干預,退出商業化領域。

  “科研單位要著力提升種業基礎性公益性服務能力和水平,夯實種業創新基礎,為企業創新育種提供不竭的科技源泉。”農業部副部長余欣榮說。

  圍繞這個目標,科研單位一方面做加法,加強其基礎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一方面做減法,把商業性、競爭性領域的事情還給市場、交給企業。

  中國農業科學院是全國規模最大、學科最全、綜合研究實力最強的國家級農業科研機構。“基礎研究水平決定種業未來的高度。”中國農科院黨組書記陳萌山說,“大數據、信息技術、生物組學技術等等,科研中許多重大需求都是跨區域、跨學科的,這些都需要很強的技術力量、穩定的投入,必須由國家承擔。”

  去年8月的一天,在中國農科院一個普普通通的小院里,一場特殊的“交易會”在種業發展史上寫下了濃重一筆:國家種業科技成果產權交易平臺啟動,當天“京科968”三系配套雜交制種法轉讓、玉米3KSNP標記開發與利用經營許可轉讓等9筆交易簽約,成交總金額超過3000萬元。

  科研成果能“變現”,也要“確權”。農業部、科技部、財政部等三部委從去年開始,在4家中央科研單位實施了種業科研成果權益比例改革試點,核心是科研人員個人將從成果中獲得直接回報,而且比例將不低于40%。

  中國農科院作物科學研究所是4家試點單位之一,他們出臺了詳細方案來落實推進,并且在具體權益比例上按照資金來源分類,更具公平性。比如:由國家財政資金支持取得的成果,個人所占比例是50%,而由個人出資取得的成果,個人占比可高達70%。同時,明確規定,科研人員享有的知識產權相關權益,不因工作單位和崗位變動而喪失。

  “種業權益比例改革從根本上調動了科研人員的創新積極性,也引導科研成果與市場需求相結合,更接地氣。”中國農科院副院長萬建民告訴記者。據農業部統計,4家試點單位已梳理出635項種業科研成果,將391項成果確權到科技人員,其中共有17項科研成果進行了確權交易,交易額達到7737萬元。中國水稻所2014年專利、品種權等成果產出總數90項,比上年多了一倍。

  在做好加法的同時,改革也要求科研單位對商業領域做減法,要求“在2015年底前與其所辦的種子企業實現‘事企脫鉤’”。

  脫鉤“大限”將至,很多科研單位所辦企業正在經歷著這種“陣痛”。不過對于《關于深化種業體制改革提高創新能力的意見》出臺后湖南省第一家完成事企脫鉤的湘潭市農業科學研究所來說,卻是一個雙贏的開始。“財政給的經費不到三分之一。”所長劉偉英說,現在所里將下屬企業的固定資產以及獨家開發權的水稻品種評估入股,引來外部資金組建新公司,“通過產權吃飯,進行股份改造,這樣原有的資產效應放大了。”

  “原來科研單位辦的企業就像是綠蘿纏在樹上,脫鉤短時間會面臨萎縮,但經過陣痛才會有新的希望。”江蘇省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張堅勇認為,“公益性科研院所舉辦企業,是企業做不大、做不強的方向性問題。也會阻礙種子市場秩序的根本好轉。”

  外推內引共同發軔,企業正在登上商業化育種舞臺。

  政策推動人財物向企業傾斜,企業自身奮發圖強,大手筆投入研發經費、按實際需求科學確立育種目標、構建“工廠化”先進育種機制……外部推力與內生動力相結合,種子企業迎來發展春天。

  唐文邦是湖南農業大學農學院教授,現在,他的另一個身份是湖南希望種業有限公司首席育種專家。每天早晨6點,唐文邦趕到位于長沙市望城區農村的企業育種基地,在田間一待就是一整天;晚上和周末,又趕回學校,給本科生上課,給研究生指導學業。

  唐文邦的雙重身份,正是“8號文件”所提倡“到企業去”的具體體現。特別是今年年初,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農業部印發《關于鼓勵事業單位種業骨干科技人員到種子企業開展技術服務的指導意見》,對引導和鼓勵育種人才到企業去做了進一步細化。“目前湖南省從事商業化育種的科研人員超過300人。”湖南省農業委員會副巡視員王宇告訴記者。

  除了人還有財,財政的真金白銀也開始投向企業,“2013年以來,我們每年都會從省里得到500萬元的專項扶持資金。”江蘇大華種業集團公司總經理江玉明說。江蘇省農業委員會主任吳沛良告訴記者,江蘇在國內率先啟動的省級種業發展專項資金,每年拿出8000萬元對有發展潛力的種子企業進行扶持,以5年為周期,“不撒胡椒面、不搞平均主義、不做一榔頭買賣。”

  企業自身也實打實地在研發上投入。“中種集團每年以超過1億元的資金用于研發,占銷售收入比重超過10%,與跨國公司的研發費用比例持平。”中國種子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學工告訴記者,“我們正在‘打井’,打一口‘深水井’。沒有研發就沒有未來,只有靠自主創制符合農業變革趨勢的新品種,才能走出一條轉型升級的新道路。”

  6月初,記者在天津德瑞特種業有限公司的試驗基地看到,長的短的、白的綠的、有刺的沒刺的……黃瓜品種有幾百種之多。企業做商業化育種,指向明確,直奔需求。“這個品種短細順直,北京市場最喜歡;這個品種個大,是專為上海選育的,因為上海人吃黃瓜要把皮打掉……”德瑞特公司總經理馬德華告訴記者。“企業召開的研發目標確定會議,不光育種家,營銷人員、制種人員都得參加。”湖南省農業委員會糧油處處長周志魁告訴記者,“他得了解市場上到底什么種子好賣,制種上有沒有安全隱患。”

  一些大企業里的育種研發體系,正在向著國際通行的“工廠化”方向構建。記者走進隆平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占地1000畝的關山育種基地,看到每一個試驗小區前都插著個小牌,工作人員拿出一個像手機一樣的終端設備給記者演示,掃一下小牌上的芯片或二維碼,就可以顯示試驗材料相關信息,包括往年性狀數據、親本來源以及性狀圖片等;通過終端采集的數據可即時上傳服務器,相關人員可第一時間掌握。“把育種環境分成若干段,不育系研發組的只選育不育系,恢復系研發組只選育恢復系,抗性鑒定與篩選組的只研究病蟲害抗性,專業分工、規模化選育,使小概率的偶然事件變成必然結果。”隆平高科科研副總裁楊遠柱告訴記者,“隆平高科一年新配制水稻組合3萬余個,玉米組合8萬余個。”這個數字,是以往“課題組式”育種規模的上百倍。

  正是外推內引共同發軔,讓企業正在登上商業化育種舞臺。種子企業迎來了發展的春天。農業部科技發展中心副主任周云龍告訴記者:“2014年企業申請新品種保護932件,占比為52%,成為申請的主導力量。”同年,企業選育國審玉米品種占到62%。

  圍繞“有效市場”做“有為政府”,為種業改革創新護航。

  種業管理職能轉變考驗著決策執政的智慧,也考量著自我變革的勇氣。主管部門緊盯產業發展而轉型,管理退居幕后,監管和服務走上前臺

  “一輛舊車換兩個車燈就變成‘新車’了?”《種子法》在頒布15年之后,今年首次迎來“大修”,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振偉對當前我國品種研發同質化嚴重的現狀如此發問。“要加快推進種子法修訂,用法律的力量為種業發展保駕護航。”

  在完善法律法規的同時,我國種業管理逐漸退居幕后做“有為政府”,為“有效市場”的健康運轉做保障。

  深化種業改革成為跨部門、跨地區的共識,在人才、資源、成果等方面多部委聯合出臺舉措,共同推進。特別是2013年底,農業部、公安部、工商總局聯合啟動打擊侵犯品種權和制售假劣種子行為專項整治行動,被稱為“史上執法力度最大、覆蓋范圍最廣、處罰措施最嚴厲”的一次種業打假行動。

  河南秋樂種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以品種研發為“王道”,“宇玉30”等一批品種通過了國家審定。“一個玉米品種從開始培育之日算起,經過數代育種、審定、推廣,最少要8年才能上市,平均需要15年才能收回成本。”總經理李繼軍告訴記者。

  創新如此之難,但“復制”卻極為簡單,只要從地里偷走一根玉米棒子就可以私繁濫制。“如果不能加強對品種權的保護,就沒人愿意投入搞育種了。”中國種子協會副會長李立秋說。

  甘肅省張掖市是國家級雜交玉米種子基地,全國玉米種子四成以上出自這個地方,一度成為玉米品種侵權的源頭。2014年,張掖市重拳出擊,查處涉嫌涉種違法案件72起,對不作為的干部黨紀政紀處分15人、免職4人。“現行法律對違法企業罰款最多5萬元,如果套牌1000畝地,每畝毛利潤1萬元就有1000萬元,他根本不在乎。”張掖市市長黃澤元告訴記者,“我們就想了個辦法,要求套牌種子全部轉為商品糧,這樣1畝地只值1000元,他們全部害怕了。”

  “對套牌侵權行為,我們要堅持盯防、追蹤到底,發現一起,查處一起,不給制假售假者任何可乘之機。”農業部種子管理局副巡視員吳曉玲說。

  品種審定制度是當前管理中的難點問題,在發展中遇到很多困難。8月17日,農業部就進一步改進完善品種試驗審定工作進行公開征求意見。

  而早在2013年,農業部就面向育繁推一體化種子企業開通了綠色通道,讓企業自行測試品種,“等于把原有的品種審定制度打開一個突破口,一方面解決了試驗容量問題,另一方面促進了企業的育種創新。”農業部種子管理局副局長馬淑萍說。

  試驗的公正性、數據真實性屢被質疑,也是品種審定制度被詬病的原因。為此,農業部對承擔試驗任務的試驗點嚴格監管,設立公開舉報電話,對索賄受賄、徇私舞弊行為一經查實,試驗點取消承擔試驗資格,3年內不得再從事試驗,品種申請者的參試品種不予審定,3年內停止其所有品種審定申請資格。

  農業部種子管理局是種業的主管部門,局長張延秋告訴記者:種子局需要將工作領域由管許可、管品種、管質量、管市場,向抓改革、抓科技、抓政策、抓機制拓展。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中最重要的關系。對管理者來說,既考驗著決策執政的智慧,也考量著自我變革的勇氣,種業管理職能圍繞產業發展轉型,成為推動新一輪改革的重要保障。

  改革激蕩百舸爭流,品種力量推動種業不斷變革。

  農民成為改革最大受益者,種業成為經濟要素流入集聚地,育種機制順暢、公益性與商業性各司其職,改革沿著既定方向一步步接近最初目標

  從“8號文件”出臺開始,新一輪種業深化改革已經過去4年多,改革激蕩前行,正在一步步走向目的地。

  作為種子的最終使用者,農民的“獲得感”是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陜西省長武縣十里鋪村農民張萬福至今還記得從前小麥的樣子:麥稈有一米二三高,穗子小得像蠅頭,每穗只有18粒。如今,經過幾代品種選育,這片渭北旱塬上的小麥畝產已經能達到500公斤。而穿過廣袤的大地東行800多公里來到富饒肥沃的中原地帶,河南省商水縣種植了“周麥22號”的千畝高產示范方,平均畝產已經達到764.2公斤。產量只是一個方面,在品質方面,目前米質達到3級以上標準的優質稻比例占到55%;在抗性方面,玉米高感莖腐病、油菜高感菌核病品種全部淘汰。“獲得感”還體現在需求被最大化重視。“種糧大戶需要更省工省力的品種。”聯創種業董事長王義波告訴記者,10月初,在聯創種業公司位于河南的試驗基地,隆隆的玉米收割機開進地里,金黃的玉米粒從機器上方的臂桿里噴撒而出。一批專門針對機械粒收的品種陸續推向市場,以品種的力量推動玉米生產方式從“掰棒子”到“收籽粒”的變革,符合并反過來推動著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興起、農業機械化提升的大趨勢。

  社會經濟要素總是會流向那些更“朝陽”的產業,種業正在成為資金、人才涌入的強力磁場。去年,中信集團出資36億元控股隆平高科成為業內大新聞。現代種業基金在種業領域已投資6.7億元,還帶動其他社會資本投入69億元。基金董事長祝順泉感觸很深:“在這個行業,能明顯感受到它的溫度變化,企業兼并重組風起云涌,這正是資本進入的好時候。”資金最具趨利性,而人才是產業風向標。幾年來,一批種業高端人才從海外歸來,不僅有一批掌握高精尖技術的學科人才,更有一批熟悉科研體系設計、實驗室流程構建的管理人才。不少人才跨界進入種業,愛種網是今年8月剛剛上線的一個種業及農資銷售電商平臺,CEO王偉文曾多年從事互聯網行業,他說:“種業政策利好,空間廣闊,要素活躍,愛種網又得到政府的支持,具備了一個產業互聯網平臺成功的先決條件。”

  基礎研究更具支撐力,前沿技術更具競爭力,商業品種更具市場性,我國自主品種選育能力顯著提升。2014年以來,我國科學家在重要國際刊物發表種業科技論文1040篇,與美國在基礎性研究差距逐步縮小;一些重大科技突破直接應用于實際生產,例如中國農業大學“玉米雄性不育技術”、華南農業大學“基因組編輯技術”等,正在進入產業化應用階段。由國內骨干種子企業聯合組建的兩大分子育種平臺——中玉金標記(北京)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華智水稻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和中種集團的中國種子生命科學技術中心等,分子育種水平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用分子標記輔助選擇可以大大提高育種的精確性。比如玉米絲黑穗病,抗病基因已經克隆了,我們也開發出了相應的功能標記。使用這些標記就可以把不抗病的育種材料直接淘汰。”中玉金標記CEO盧洪說。我國自主選育的品種基本實現了自我保障。據統計,目前每年推廣使用的品種約5000個,自育品種占主導地位,其中水稻、小麥、大豆、油菜等幾乎全部為我國自主選育品種;玉米和蔬菜,85%以上種植的是自己的品種。

  不過,改革本身必須面對利益調整,變革力度越大,爭議就越激烈。對這些爭議既要重視,也要堅持用歷史的、辯證的眼光看待。

  科研單位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是育種的主要力量;而種子企業是國家著力培育壯大的商業化育種主體,他們的角色如何轉變?在資源、人才方面如何調整?有人認為應該一刀切,采取“休克療法”倒逼育種人員到企業去。

  應該看到,長期以來我國商業化育種的資金都是投向科研單位的,如果一刀切不讓搞商業化育種了,這些設備、資源、人才都是極大的浪費,更重要的是有可能會造成一個時期育種空白,影響國家糧食安全。

  “我們要走的道路,不應該是一種替代式的改革,而應該是嫁接式的改革。”農業部種子管理局副局長廖西元說,“科研院所和企業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是共生共贏互促進的過程。科研院所要切實加強基礎性、公益性研究,企業要切實加大科技投入,同時,要不斷深化科企合作,大力推進科企股份合作、人才合作、項目合作,構建基于利益的命運共同體,整體提升種業競爭力。”

  目前,北大荒墾豐種業、遼寧東亞種業等骨干企業分別與中國農科院、中國農業大學等單位建立長期戰略合作關系,開展科研項目、人才和股份等多領域合作,加快資源整合和成果轉化,科技人員或課題組整建制到企業開展育種,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墾豐種業總經理劉顯輝說:“我們將在未來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共同構建布局合理、資源共享、運轉高效的科研體系,實現科技創新、成果孵化、人才培養、資源聚集的多重功能,努力建立一個高效、有持續發展能力的科企聯合模式。”

  “向著更高產量和更高質量奮進。”袁隆平說。這位被稱為“雜交水稻之父”,為解決世界人民吃飯問題作出卓越貢獻的老人,年屆耄耋,創新攀登卻依然“在路上”。

  “執著夢想、合作創新、奉獻種業、強國富民”,這十六字的“中國種業精神”在一代又一代種業人中傳承,民族種業正在向著歷史的征途浴火而行,一個瑰麗的“種業強國夢”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敘事中,徐徐鋪陳,日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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